“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”的诞生，与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环境氛围，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唤起，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且不论那场源于上海，影响深远的“戏剧观大讨论”；单就那引人瞩目的上海市花遴选，似乎就是为呼之欲出的戏剧表演艺术奖造势，将“白玉兰”的响亮名称赋予了她。而“白玉兰奖”，确乎是以她35年的历程，兑现着人们寄予的上海市花白玉兰“争先报春，朵朵向上”的品性。
作为一个艺术奖项，“白玉兰奖”的评奖范畴定位于“戏剧表演艺术”，这是一种颇具前瞻性的独特构想。其独特性，就在于概念的宽泛性与内涵的聚焦性相结合。她将传统的戏剧概念进行了外延的拓展，延展至一切以舞台为支点的表演艺术，涵括了戏曲、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芭蕾，直至音乐剧、杂技剧等，也是对行业界限的逾越和突破。然而，她又陡然地在如此宽泛的艺术形态中，将评判的目光聚焦于舞台的表演艺术，即演员之表演。这一独特性，在今天的中国艺术界仍属首创，尚无出其右者。
由此，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和意义，首先在于她直截了当地触碰了所有舞台艺术的终端显现——演员之表演，凸显了舞台艺术创造力的核心问题。其次，将不同舞台艺术表演置于同一平台予以评判考量，在客观上推进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交流、学习和相互启迪，有益于激发艺术创造力。
“白玉兰奖”的这种独特性，无疑对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具有显著的价值引导作用。
众所周知，戏曲素来倡导“以演员为中心”。尤其是京昆等程式化表演体系发育相对完备的剧种，对演员的程式表演的规范性有着严苛的要求，这本来是一种根源深厚的艺术优势。但是，这种优势倘若被引向极致，其价值评判又被局限于剧种或戏曲行业相对闭环的状态下，也容易使其在艺术表演在价值追求方面处于迷失的状态，进入到“以表演演员为中心”。其典型的表现，便是游离人物的程式技艺卖弄和对剧场效果的取悦。更有甚者，在观念上认为京剧表演就是卖“玩意儿”，而疏于人物刻画。而一旦将戏曲与其它舞台艺术置于同一个平台后，势必逾越戏曲自身评判的局限，开始接受更为广泛的审美评判，乃至严苛的市场和观众评判；进而为戏曲表演艺术提供了折射时代文化观念的参照坐标，有益于激励戏曲演员对表演艺术新境界的追求。印象中，第一届“白玉兰奖”主配演奖的获得者中，尚长荣、言兴朋、梁谷音、史济华等戏曲演员的占比颇大。从剧种或行业角度看，这些演员本身就是业界翘楚，但他们获奖的共同理由，是他们在新剧目中塑造了令人信服的舞台形象。
纵览“白玉兰奖”30多年的获奖名单，几乎揽尽了当今戏曲舞台上各个剧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，且不分南北，不论花雅。他们获奖的理由，固然也是基于他们所造人物形象的鲜活。同时，我们也能够看到，一些凭着“一招鲜”走天下的戏曲演员，尽管其名声不菲，不乏拥趸，却不入“白玉兰奖”的法眼。这，恰恰体现了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倡导和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30多年来“白玉兰奖”一直在致力于鼓励，乃至助攻戏曲表演艺术领域里的创造性劳动和创新性发展。
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引导，并非滞留于观念层面，而是有着具体价值维度的。比如，首先是关注演员的基本功，进而是塑造力、表现力、整体感等，当然也包括艺德品行。这些考量维度，切中了舞台表演和创作机制中的若干关键环节，显现为颇高的专业评价尺度。同时，不失对不同舞台艺术样式本体审美特质的追求和评判，达成表演技术与表演艺术，抑或程式表演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平衡。如此，“白玉兰奖”在评判价值上，突破了小范围业内评判很容易出现的单一和偏颇，体现了符合表演艺术当代审美的价值追求。
作为戏曲表演从业者，倘若以为基本功是其职业追求的唯一，而忽视对艺术的塑造力、表现力、整体感的追求，则难有大的作为。当然，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，却也是困扰戏曲行业多年的问题。究其原因，恐怕是戏曲长期处于被保护被振兴的境遇有关，使得我们的戏曲界始终有一种剧种纵向发展中的失格忧患，由此催生了艺术观念和行为的固化现象。但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，却一再提示我们，在坚持本剧种的审美精神下的创造性艺术贡献，才是防止剧种艺术失格的最佳作为。一如当年的周信芳、袁雪芬，而今的尚长荣、陈少云便是这样的艺术范式。这些艺术典范，实际上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具体而形象的持续彰显。“白玉兰奖”作为一个跨界的戏剧表演艺术评价的专业平台，对一代代青年戏曲人的影响作用亦是不能小觑。他们在各自的成长环境里不仅锤炼夯实着传统的艺术功底，更富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和个性化的思辨能力。体现在表演艺术上，便是他们对戏曲表演更高境界的追求意识和努力。一批批年轻的戏曲才俊跻身于“白玉兰奖”，预示着戏曲艺术领域蕴藏着蓬勃的创造活力。